我们感动于民谣,是因为它大都来自鲜活的生命,来自朴素真诚的日常。赵雷作品的动人之处也正由于此。只是在接下来纷至沓来的商业合作和邀约中,保持“我手写我心”的纯粹,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了。 民谣不仅是歌曲类型,也是一种创作方式 不管成都到底有没有玉林路,总之《成都》还是让赵雷走上了宋冬野和马頔的老路——一个唱民谣的歌手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被众所周知。不少粉了赵雷很多年的听众这两天心情很复杂,一面为低调的赵雷终于火了而高兴,一面又不无遗憾往后怕是再也听不到50块一场的Live House了。一夜之间,这个叫赵雷的小伙子通过一档综艺节目终于完成了彻底走红的最后一步,但我们对民谣的认识依然没有质的改变。 在赵雷的粉丝圈里有一句话叫“赵雷不红,天理难容”,但2015年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已经小有名气的赵雷说更喜欢早年那种不为人知的状态,那让他感到放松、舒适,不被世界绑架。 说起来,或许连赵雷自己都会庆幸2010年《快乐男声》在20强淘汰了“你们的雷子”,让他能按自己的方式再恣意生长几年。但有一个无法逾越的悖论是,成名和唱歌之间的张力让不少独立歌手在踏入主流(商业)音乐圈后,就成为一瞬即逝的流星。 这几年华语流行音乐青黄不接,传统唱片业在网络音乐平台挤压下艰难生存,倒是给民谣歌手带来了生长的空间。与此同时,也不乏批评认为这些年来的国内民谣歌曲质量日益滑坡。从《董小姐》到《南山南》,从陈粒、好妹妹到赵雷、陈鸿宇……新生代民谣歌手的成名速度越来越快,flop的概率也与日俱增。也有人认为,这一拨民谣歌手算不上民谣,因为民谣本身不仅仅是歌曲的类型,和摇滚乐一样,民谣从创作方式这一最根本的层面对流行音乐进行着反叛。 但今天,如果不走上流行音乐道路的民谣歌手几乎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城市民谣”这样有些尴尬的分类出现了。有城市民谣,那乡村民谣去哪儿了?往大了说,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矛盾之下,描述中国乡土的歌声不再被具有传播力的音乐工业体系听见,就像唱这些歌的人们往往不被大众媒体看见一样。 未踏入主流音乐圈的民谣反而更动人 然而,即便是“城市民谣”这一群体里,也存在分野。今天的新生代民谣歌手群体里,被诟病最多的是充满了城市小清新的无病呻吟和矫情造作,这类批评有其合理性,需要仔细分辨的是,很多民谣歌手在早期尚未加入音乐工业生产体系之前,玩票性质的创作反倒更能打动人。对不少独立音乐人来说,几乎存在着某种“第三张专辑”诅咒,第一张专辑大都粗糙但真诚,第二张靠才华惊艳市场,第三张终于走向音乐工业,却也不再“单纯不做作”,而是泯然于众了。 音乐理论家阿多诺在《论流行音乐》中认为,区别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必须认识到流行音乐的根本特征是“标准化”。这种标准化不仅是歌曲创作和演唱层面,在音乐结构、旋律、演唱技巧上的同质化创作,更深层次上,这种标准化歌曲用“伪个性化”的生产方式,则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的保障。而所谓的“城市民谣”的兴起不过是借用了民谣歌手来自民间的身份而已,与其本身的唱作属性已经割裂。 不仅仅是赵雷,这两年中国民谣歌手似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风口,从大江南北的各类音乐节到网络市场各类平台,最初以“我手写我心,我口唱我情”的小众独立音乐人们,在资本的大潮纷纷抱起了吉他,但抱起吉他并不意味着抱起成功。民谣并不那么复杂,但这个世界上至纯的东西才最不容易。 我们不总像商业化炮制的“城市民谣”中唱得那样孤独无助,也并不总抱着吉他追忆往昔,站在夕阳里怀念故乡和姑娘。我们感动于民谣是因为它大都来自鲜活的生命,来自普通人的生活,来自朴素真诚的日常。赵雷作品的动人之处也正由于此。只是在接下来纷至沓来的商业合作和邀约中,保持“我手写我心”的纯粹,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