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何以让大家“燃”起来？

截至1月6日，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21天收获票房620万元，这是“铁杆”观众用一张张电影票换来的，至今不少影院仍有上午或下午一场的排片，包括豆瓣7.6的评分，这都令导演萧寒特别感激，他说“我是幸运的”。2015年，萧寒与梁君健联合执导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登顶大银幕，同样获得很高的关注度，还成为《人民日报》推荐的年度五部电影之一。最近在电影热映的同时，《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同名图书也趁热出版问世，导演萧寒、撰稿绿妖也走到了众多观众面前，谈谈被粉丝称为“修文物”的纪录片的背后事。

镜头终于架在了师傅们的工作台前

一年前，2016年1月初，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不声不响中火了，这部3集纪录片用年轻的视角走进古老的故宫，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故宫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和修复技艺。“这一切都是机缘，”萧寒说，“因为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的缘故，我们拍摄的申请得到批准，镜头终于架在了师傅们的工作台前。”

早在2010年，萧寒他们就有这样一个心愿，希望将一直深藏在故宫幽深角落、不为人知的修复师，展现在镜头前，有机会让大众知晓。于是从那时开始，萧寒的合作伙伴、《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雷建军便带领他的学生们多次深入故宫调研，编写了近10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一边准备，一边等待，眼看着一些师傅退休又返聘，萧寒他们的镜头也迟迟未能靠近他们，直到故宫博物院院庆90周年要进行一些文物集中修复展出的信息传来，萧寒得知了可以拍摄的消息，“我都有些觉得突然”。

让大家为这部纪录片“燃”起来

萧寒他们的拍摄和后期历时不到一年时间，那些隐在故宫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书画、织绣、漆器等珍奇文物背后的修复师，第一次向公众展现了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 2016年年初，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于央视九套纪录频道首播，随后爆红网络，获得近亿次点击量，豆瓣评分更是高达“逆天”的9.4分。“数以万计的鼓励和赞许以及数不清的各方评论都让我们又惊又喜，自然也有一点点惶恐。”萧寒也自问：究竟是什么打动了那么多人的心，让大家一起为这部纪录片“燃”起来？

特别鲜活的例证是55岁的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不经意地成为“男神”“网红”。绿妖讲到，早上7点钟，103路公交车上，突然有一位年轻姑娘穿过车厢走到最后一排座位前面：您是王老师吗？我看您半天了，实在憋不住，我马上就要下车了，能不能跟您合个影？这样的情形不胜枚举。绿妖说，在骤然降临的声誉面前，王津师傅异常淡定，仍然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遇到合影就坦然接受，这份定力是40年故宫修复生涯带给他的，也是许多“90后”喜欢他的原因。

不要急匆匆地去看一部说着“慢”的电影

“对于故宫这个题材来讲，它是值得被呈现在大银幕上的。”萧寒认为人们应该在巨大的电影银幕上安安静静地观看一部纪录片，而不是急匆匆地去看一部说着“慢”的电影。这部影片也正是因为传递出的那种“择一事、终一生”的态度以及令人怀念的、浓浓的人情味而打动人心。在那些陈旧而冰冷的古董、几百上千岁的文物背后，那些生动的故事鲜活地流淌在银幕上——像去串门一样随口来一句“我去寿康宫打个水”；在小院里懒洋洋地逗逗“御猫”的后代；又或者在午休时分骑着电动车到城门外抽根烟……正是这些逗趣的日常生活，让这群身怀绝技的人鲜活起来。

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观众对西三所的平房小院一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个杂居的四合院，也是文保科技部的文物修复师们上班的地方。“拥有一种狼烟滚滚的外面的人没有的悠长的节奏。”绿妖说，“这里上班的人们之间关系很好，那种放松和温暖有一种异于现代社会的人情味，这大概也是接了地气的缘故。”而就在2016年底，故宫的文保科技部已搬离小院，迁到一栋被称为“文物医院”的新盖楼中，这里拥有更利于文物保存的环境和更理想的修复空间。《我在故宫修文物》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这个小院最后一段鲜活的时光，“一个时代结束了，代之以另一个时代的开启，故宫也将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工匠思维就是立足于地的老老实实

令绿妖最为感慨的是在故宫采访修复师时，经常听到的一个字：“随”。“把颜色跟两边随、把眼睛随上，意思是说修补的部分要跟原有部分颜色上找齐，随上，便是浑然一体，便是分不清哪是原件，哪些地方是后补的。修旧如旧，才显技艺高深。还比如书画修复的关键是揭纸，稍有不慎就会毁掉文物，需要靠手指轻搓慢捻，捻成极细小的条取下来，一幅画要揭一个月，过程十分枯燥，只能拼耐心。”在银幕上修复师们说，“反正干我们这行别想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没悟性的必须多干，才能找出感觉来”，这些简朴的大白话，让匠人的世界呈现于观众眼前。绿妖是记者出身，曾采访台湾农业，也曾长达几年深入西藏，采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和传承人，这次对文物修复师们的采访令她特别感慨，“相比于跳跃发散、讲求创意的艺术家思维，工匠思维就是立足于地的老老实实，是在意每一件物品的手感，是面对文物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也就是职业性的敬畏与谦恭。”

萧寒提到，侯孝贤导演曾拍过一部台北“故宫”的纪录片，名为《盛世里的工匠技艺》。同样是关注“工”，导演没有用逐个讲述的手法来展示那些珍品，而是选取了三件乾隆时期无名工匠的作品，并围绕着它们展开细致刻画和丰富联想，用这些无名工匠的不朽作品，来领会盛世工匠的用心和千年文化的厚度。萧寒高兴地表示，《我在故宫修文物》有幸成为2017年在台湾院线上映的影片之一，也希望能够引发台湾同胞们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