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父(1879-1951),广东番禺人。他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拜于广东著名花鸟画家居廉(1828-1904)门下,开始学习花卉、草虫的画法,奠定传统国画根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高剑父再拜同门好友伍德彝为师。伍氏为晚清广州望族,其父伍延鎏亦为画家,所居曰万松园、镜香池馆、浮碧亭等,富藏历代名家翰墨。高氏从居廉的学习经历使其熟练地掌握了自清初恽南田以来的没骨花卉画法;从伍德彝又得以遍览伍氏家藏历代名家翰墨,因而画艺猛进。 高剑父《罗浮香梦美人》纸本设色,114×44cm,约1905年前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但是,高剑父并没有满足于这种传统绘画的学习。后来,他和高奇峰、陈树人等赴日留学,在日本短暂的学习生涯中,他们将日本画中某些独特的艺术技巧和状物技法运用于中国画的改造之中。这种无疑具有革新意义的艺术探索使其成为近代美术史上的先行者,并且奠定了他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他们将日本画中对于环境的渲染、对光和影的明暗对比有机地结合在传统国画中,形成一种清新自然的艺术效果。这种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国画,在当时被称为“新派画”或“折衷画”。后来被学术界界定为“岭南画派”的主要画风,就指的是这种“折衷画”的画风。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高剑父传世诸作中,大多是他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所作,其时风格已经开始变革。因此也可以说是他艺术上较为稳定的风格。但在考察高氏画风之时,我们不能忽略其早年居派风格的作品。 我们在高剑父传世的早期作品中,明显地发现其传统艺术轨迹,如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富贵图》即是如此。这些作品或者是恽南田的没骨花卉;或者是罗聘的有些“怪异”的花鸟作品;或者打上居氏烙印,以撞水撞粉之法渲染花卉;或者临、仿前代其他名家,体现出深厚的传统功力。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国画家所具有的娴熟的艺术技巧及其临摹古画的功力。 真正奠定高剑父在画派中主导地位的是:他将东洋画中对于环境的渲染、意境的表达连同技法的创新结合在中国画的改造中,形成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较为稳定的风格。这种风格经其弟子的追随和传承,使其得到无与伦比的殊遇,最终成为近代岭南画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这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见到的高剑父作品的基本印象。 这类作品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05年前后到20年代后期。这段时期,高剑父留学日本,受到邻国美术作品的冲击并被其画风及迥然有别于国画的技法所感染,尝试将这种技法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因此,在其作品中,所谓的“日本画”的风格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是最为“政敌”所攻击。这些作品大多以写实为主,设色鲜丽。如人物画《罗浮香梦美人》、山水画《昆仑雨后》便是典型的例子。前者表现的人物衣纹、发髻、服饰以及美人所处之环境、朦朦胧胧的意境,都是日本画典型的表现手法;后者之雨后雾霭、水汽、山峰、溪流以及充满潮湿而清爽气息的空气,都是19世纪以来日本画家们惯常用的技巧。 第二阶段是20年代后期直到50年代,其艺术活动主要在上海、广州、澳门等地,期间经历了比较大的社会动荡和时空变幻,这对于他的画风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 在技法上,他摈弃了那种东洋画风占主导地位的表现手法,有限度地回归传统,将二者有机交融,所以在山水中,我们既能看到日本画中渲染环境的笔法,也能看到来自宋人的斧劈皴或披麻皴,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风雪独钓图》,近景之老翁、树木及雾霭朦朦的氛围有日本画风的影子,远景之山势、点苔及皴法则又不乏传统国画的技巧;在花卉中,作为衬景的石头、小草等用一些水彩、水粉等晕染的同时,偶亦用水墨辅之,颇类徐渭之泼墨大写意,而花卉则能见其来自恽南田一路的没骨技法;人物画已经没有了先前以工笔仕女为主、侧重表现环境的画作出现,代之的则是以大写意的佛教人物为主,看似意笔草草,实则匠心独具,如他从印度归国后创作的大量诸如达摩、罗汉、观音等为主题的人物画等。 在题材上,较之以前更为广泛,呈现多元化的局面。既有表现传统题材的山水、花鸟、人物,如《海棠图》、《墨竹图》、《秋山高士图》等(均藏广东省博物馆),也有现代意趣的时尚生活,更有反映现实关怀的战争、饥荒或写实的旅行胜地等传统国画家较少关注的主题,如《寒烟孤城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东战场的烈焰》(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缅甸佛迹》(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等。 在意境上,作者以大写意的笔法表现出一种恣肆淋漓、纵横捭阖之气,有论者认为他的画较之高奇峰、陈树人而愈显剑拔弩张,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的画风而言,如《倚楼极目图》(天津博物馆藏),《残荷鹡鸰图》、《双鹰图》(均藏广东省博物馆)等。 很显然,无论技法、题材,还是在意境上,这一时期的高剑父画风日趋成熟,在驾驭画境的处理上已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从而逐渐形成定性,成为我们现在所常见的“高剑父画风”。他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开馆授徒,并在中山大学兼任国画教习,使其画风得以传播,名声大噪,因而成为“岭南画派”的领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