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有效性的前提是语言的有效性

前段时间的批评家年会围绕着“批评的有效性”展开讨论，说明批评弱化在当代批评圈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看来，批评若要具有有效性，其前提应该是语言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批评中有一个顽疾一直未能解决，即批评话语中的言之无物与语焉不详，语言的精确性有意无意地被批评家们所回避、绕过。这不仅与我们惯常的语言方式相关，同时也大概与批评家内心某些隐藏的意图相关。

批评语言的非精确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是语汇层面。有些语汇是中国批评家们经常使用的，如诗意栖居、气韵生动、天人合一等。举这样的例子自然会冒着被抨击的风险，因为它们都是美学史上被奉为经典的表达。我并不否认此类美学、批评语汇的重要性，但它们属于宏观层面的话语方式，批评家对艺术作品进行评判时无疑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微观而明确的剖析、阐述。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使用更具精确意指能力的语汇。不幸的是，上述语汇在今天的艺术批评中成为“万精油”，任何人的作品似乎都可以用其进行评价。对于批评家来说，使用这些表达是无风险的，因为它们表达的命题太过宏观，它们的“所指”太过宽泛而缺乏被试错的可能性。第二体现在语言逻辑层面。逻辑层面的问题，一方面与传统语言体系中逻辑能力的欠缺有关，另一方面或许也与批评主体不愿告人的意图相关。早有人抨击过中国艺术批评中的一大恶习：堆砌各种学术辞藻，言之无物，故弄玄虚，云山雾罩。这一种情况的出现大致有以下两种动机，一是以此来掩盖自己思想的贫乏，掩盖自己在判断上的犹豫不决;另外则是将语言上的智力游戏看作一种“高明”的炫耀，对于受过学术训练的人来说，此种方式还有利于制造一种学科壁垒，阻隔圈外人士的进入，彰显自己的学术身份。

在语言问题上，分析哲学的态度无疑值得借鉴。在他们看来，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需要建立起非常精确的对应关系，那种含糊其辞的表达方式是需要被清除的。维特根斯坦有一个著名判断：任何真命题都是描述“原子事实”的命题。所谓的原子事实，即可以通过观察加以肯定的事实，这就将那些大而无当的命题全部排除在了真命题之外。可惜的是，由于文化传统的惯性，分析哲学似乎在中国从未真正产生过影响。古人在说理时往往喜欢运用比喻、象征等方式来进行暗示，却极少看到那种严密的、意义清晰的说理性文章。朦胧、复义的语言方式容易诞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却在精确性层面略逊一筹。这样的语言习惯也影响到了今天的批评家们。举例来说，若某外行希望通过阅读中国书法评论文章来“懂”得中国书法的奥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仅借助于“气韵生动”“高山坠石”“气势凛人”“如折钗股”等语汇是无法把书法问题说清楚的。所以，书法之高妙似乎只能“领悟”，如禅宗那样不可说破。当代也有邱振中等人在书法领域进行“精确”的结构研究、分析，试图用较为清晰的语言来阐述、批评书法艺术，虽有颇多争议，但无疑是一个值得赞赏的尝试。

我并不排斥在艺术批评文章中使用文学性语言或诗性语言。艺术批评文章的确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其批评对象艺术作品中往往充满着诗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批评文章又需要针对作品、艺术现象进行阐述、说理、发表观点。所以，当你需要进行阐述、说理、发表观点时，就应该尽量使用清晰、精确的语言，这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尤其需要受到推崇。早在1917年，当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新文化人对文言文发起攻击时，桐城派始祖方苞的后人方孝岳却能非常冷静、客观地对文学语言及学术语言进行区分(文言文被认为文学性强却空玄、晦涩，而安徽的桐城派正是被攻击的主要靶子)，他在《我之改良文学观》中说道，“今日言改良文学，首当知文学以美观为主，知见之事，不当羼入。以文学概各种学术，实为大谬。物各有所长，分功而功益精。”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学术性文字中大量使用似是而非的语言，为追求对仗甚至不惜损害文章的意义表达;而批评文章中则通篇难以看到清晰性的语汇及逻辑方式，文章读完后往往只知大意，让人似懂非懂，给人隔靴搔痒之感。

语言的清晰意味着极易进行试错，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当然是不愿看到的。相对于科学批评、社会批评而言，艺术批评有其特殊性，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拒绝可试错性语言的借口。由此，这对于艺术批评家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对艺术心理学、社会学、艺术史、思想史等学科有更为深入、精深的认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例如，在心理学领域中已经极少被提到的以弗洛伊德、荣格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语汇如今却仍然在中国艺术批评界大受欢迎。由于此类心理学理论太过宏观且臆测性较强，如今的心理学早已有更具试错性的理论、语汇来描述他们曾经研究的心理现象，但我们的艺术批评界却对这些新的成果视而不见。

语言学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沃尔夫-萨丕尔假说”，即语言对人的思维方式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近期我也看到一种观点：思想的堕落首先来自于语言的堕落，因为“堕落”的语言习惯会让越来越多的人不自觉地进入一种负面的思想、行为方式之中。对于艺术批评来说，言之无物及语焉不详的语言方式不仅会导致批评的无效性，更重要的是将强化艺术圈一种根深蒂固的惰性，为故弄玄虚者提供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