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佐：父亲走了

1964年，袁运甫一家

文/袁佐

父亲走了。我和女儿从美国赶回来在重症室门外守了几天才看到他，但是他已是昏迷状态了，我们帮助医生护士一起抬他到CT台上，我们想他未必知道。

父亲走了。就在他临走的前两天的中午重症室护士忽然向门外叫到：“家属在吗？我给老先生剪个头？”我心里一紧，但马上反应过来了：“哦，当然好！”之后我想：我也去剪个头。这个发型我一直保留到前几天。我期待这好像能有什么功效，能够多和父亲待在一起。

父亲走了。他走的急了些，这次我回来不像过去每次我从美国回来，他一见我便会问：又看了什么新展览啦？带来什么新书了？当然我总会给他带几件好看的衬衫、西装或是皮鞋，我们总是一边试衣服一边谈艺术，而且他一般会套着新衣服就不脱了。可今后他不会再穿我给他的衣服了。

袁运甫先生在作画中

父亲走了。这次回来后，他已经不能和我说话了。就在他病倒的一个月前，我曾为他铺好宣纸、笔、墨，他一气呵成，就如同往日一样，淋漓墨色，笔意坚韧有力，画面结构清晰、流畅。在绘画面前他是那么的自信和自由。

父亲走了。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告别仪式的前一天，儿子和女儿给爷爷准备了几块巧克力、花生、绿茶，这些都是父亲喜欢吃的东西。我感到我要送父亲上路了，就像当年父亲要送我去美国读书那样，他曾为我准备行装。我们又会有好长时间不能见面了。父亲生前好友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主任巴克教授，1982年我刚到美国曾住过的第一个家，他在悼念父亲的唁电中写道：“你们的父母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为了培养他们的孩子给予了你们极其不一样的机会，这是对你们最大的爱，你们也非常智慧地享用这份爱来建立起你们的生活，你们是多么的幸运有这样的父母！”我一直深深的感谢父母对我们的这份爱，直到今天我仍是受益于当年父亲把我送上了去留学的路。

袁运甫与家人在王己千先生家中欣赏藏画（右三为袁佐）

我一直以为父亲就是我的父亲，父子谈见闻、谈国际格局、谈新科技、谈儿孙、谈历史，当然我们更多的是谈艺术、谈教育。父亲一走之后的几天中我忽然意识到，父亲不单单是我自己的父亲，父亲是他众多学生和弟子心中的父亲，这让我为之感动。父亲刚走杜大恺老师就深情地写到：“除了我的母亲，袁先生是我相处最密的人……，消失了的竟是永远的消失，这就是人生，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人生。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这样感叹过，袁先生走了，我又一次这样感叹。”在父亲重症室的门外，在父亲灵堂内，在父亲的骨灰前，在今天的追思会和展览上，学生和朋友们把父亲当成当然的父亲来守护、景慕，为了失去了我的父亲而惋惜和悲伤。他的离去仍然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他的力量。父亲不单是个画家、教育家，他是这么多人的父亲，我为作为父亲的儿子而骄傲。

绍兴鲁迅路　1961年　布面油画　80×64 cm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深感变化因为父亲的离去已经开始了。我想作为儿子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父子共同的好朋友、波士顿大学沃克教授在得知父亲走了的消息后告诫我们兄弟俩：“一个伟大、智慧、宽容和有创造力的人会离开我们，但他全部的精神会永远激励我们像他一样去努力。就如同我时常和我的父亲对话一样，你们要保证在你们今后的生命中你们的父亲可以随时和你们对话。”我想这是多么重要的劝告！我们今天这个追思会和展览不正是这种对话的开始吗！他个人艺术价值的判定已不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关心的事了，他自己也不曾关心过。但父亲对中国艺术教育的理想，对艺术创作观念的追求和推进才是我们继续这种对话的最重要的内容，我想这也会是最让父亲在天之灵最为欣慰的。

谢谢各位师长同仁！

袁佐 

2018年1月21日于金盏

（本文作者为袁运甫先生之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古陶神韵　1962年　布面油画　52 ×72 cm

碧海红楼　1979年　纸本彩墨　103×104 cm

蝴蝶花　1996年　纸本 彩墨　52.8 × 45 cm

《幽香》1990年，纸本彩墨，100×10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