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局事多暇帖》关键点再考

曾巩《局事帖》全文十三行{1}，是北宋人曾巩书写的一封普通尺牍。上有曾巩印文：曾巩再拜。有明代收藏巨擘项元汴、清代收藏大家安岐、民国著名鉴定家张珩等名家在内的十几枚收藏印{2}。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自幼警敏，脱口成诵。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元丰五年（1082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宋理宗时追谥“文定”。传世著作《元丰类稿》、《隆平集》。

此幅尺牍是曾巩目前存世的唯一墨迹，因无法与曾巩其他作品比较，后人只能从笔墨、用纸、书写风格、书写内容、款识、收藏以及著录进行分析。

从书写格式、行文措辞来看，符合北宋书写风格及宋人尺牍格式。包括落款处钤“曾巩再拜”朱文水印，也是宋人尺牍常见样式{3}。笔墨也符合宋人承传晋唐严谨、内敛的书风，行笔转折方硬，顿挫有力等风格。

参照《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项元汴、安岐、张珩相关收藏印并翻阅安岐《墨缘汇观 法书》，可以看出古今三大收藏大家对此幅作品的断代意见一致，无可厚非。至于其他若干名家收藏，不再逐一论述，可以通过上海博物馆出版《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对比辨识他们的收藏印真伪。

下文仅针对几个一直存有质疑的关键点，展开逐一论述：

1、 《局事帖》用纸问题：

尺牍背面有明显的字墨痕迹，乍看起来很像藏经纸。安岐《墨缘汇观 法书》卷上：“曾巩《局事多暇帖》，行楷十三行，书行印书纸背“；拍卖公司在介绍拍品时关于纸张的介绍为“此件作品是书写在宋代印刷书籍纸张的背面“。看原文曾巩写到：“局事多暇”、”日迷汨于吏职之冗“，说明曾巩写此尺牍时为在职官员，怎么会在印刷书籍的背面书写信札？

参考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人佚简》，每一页宋人尺牍的另一面均印有龙舒本《王文公文集》{4}。那么是先有尺牍还是先有文集呢？尺牍为什么写在文集上呢？或是文集为什么印在尺牍上呢？根据周广学《古代的公牍纸印书》一书记载{5}，自北宋开始已经使用公牍纸印书了，到南宋时形成高潮；还记载了明代人张萱记有“采获校秘阁收籍，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牌翻其背以印行者”{6}。公牍纸印书在元代、明代均一直存在。查阅汪桂海2009年7月《文献》杂志刊登的《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一文，也剖析了宋人用公文纸背面印刻文集的课题。并指出唐宋针对公文纸的保存、使用有严格的法令，用过的公文纸“充官用；有馀者，出卖”{7}。充公用部分多被官府用来印制官方发行的各类文集。古人“敬惜字纸”，纸张价格比较高，不是一般人能消费的，苏轼的《谢人惠纸》诗是很好的证明。

以上证据得知宋人多用废公牍纸印书，应是曾巩先写《局事帖》书札，保存并传至南宋，被景佑年间刻工”王宗“刻印书籍使用了{8}。再细查，方知曾巩此尺牍是写在王宗于景佑年间复刻的《三国志 魏志 徐奕传》卷二十第十页残纸上的。

2、 曾巩是给何人写了这封信：

《局事帖》落款“运勾奉议无党乡贤“，徐邦达在《古代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书法》中提到：“运勾”当是“发运司管勾文字”的简称。无党不知何许人，待考。拍卖公司介绍“无党”虽然难考，但曾巩称其“乡贤”，可此人是否为曾巩同邑之人。查过往论证，发现大多陷入“无党”应为曾巩家乡的乡贤、土豪、列绅讨论之中。

据史料记载发现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完成后，由他的学生徐无党加以注解。徐无党（1024年—1086年），初名光，浙江永康五岗塘村人，北宋时期任渑池县令。

究竟徐无党与曾巩《局事帖》所写之人是否一人呢？经查，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记载的很清楚，徐无党从小就跟着他学习，欧对他赞赏有加也爱护备至{9}，另见《徐无党生平学术考略》也详细论述了欧阳修与徐无党的亲密程度{10}。

至于欧阳修与曾巩的关系，从23岁初见时写下《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的虔敬、仰慕，到永别时写下《祭欧阳少师文》的悲痛、唏嘘，足见曾巩与欧阳修的感情深厚{11}。庆历五年（1045年）十月，欧阳修因受庆历新政失败的牵连，二度被贬到滁州任知州，他寄情山水，创造了《醉翁亭记》等大量优秀文学作品。期间，他推动宋代诗文革新，除与梅尧臣、苏舜钦、韩琦等士大夫诗人、文学家联络交流，曾巩、徐无党、徐无逸、王回、王向等门生也前来问学解惑{12}。庆历六年（1046年）曾巩在滁州还特作《醉心亭记》来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庆历七年（1047年），欧阳修作《伏日赠徐焦二生》送再次前来看望他的徐无党和焦千之。至此，可见曾巩与徐无党同师欧阳修，不仅认识，还交往不少。

可为何曾巩称徐无党为“乡贤”呢？这样从徐无党是永康人说起。永康最早以地名出现是在三国吴赤乌八年（245年）。宋代的永康县为紧县，北宋时为两浙路地{13}。两浙路以越州为宪司治所，辖越、婺、衢、明、台、处、温等14州2军。南宋建炎南渡后，两浙路分为两浙西路与两浙东路。根据《曾巩年谱》记载，曾巩熙宁二年（1069年）出任越州通判，永康此时正是归属两浙路地的婺州所辖！那么，曾巩在《局事帖》中称徐无党为“乡贤”，自然顺理成章。

由上，曾巩给徐无党写的此封抱怨公务繁多，向往能够远离政务的信，是他们分别三年多后的一封致友人问候信。那么，这封信是何时所写呢？这正是笔者想谈的第三个问题。

3、 作品年代问题：

徐邦达考证：”考曾氏曾通判越州（今逝江绍兴），后来又知福州，曾氏知福州在熙宁十月八日到任…到次年（元丰元年）十二月，就由孙觉接任…是没有满“受代之期”就去职的。因此我以为这封信该在通判越州任上所写。时间应在熙宁十年之前”。

根据《曾巩年谱》及《宋朝政要策》记载：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曾巩出任越州通判（今绍兴市），时年51岁。熙宁四年（1071年）就离开了越州，改任齐州军州事（今济南市），至熙宁十年（1077年）分别任襄州知州（今襄樊市）、洪州知州（今南昌市）。根据“受代之期”、“忽忽三年之久”判断，应当为赴齐州任上，熙宁三年到四年之间写的。

至此，一封由北宋人曾巩写给好友、学友徐无党的书信被当做废公牍纸印书，南宋刻工王宗刻《三国志 魏志 徐奕传》时，刊印这一雕版恰好就使用的是此纸。这件流传下来珍贵的尺牍{14}，依据《局事帖》上的收藏印鉴，应不晩于明代被发现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墨迹{15}！欧阳修、曾巩、徐无党均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一封十三行的书信却留下了历史的见证，也给后世留下曾巩唯一的墨迹珍品。

注释：

{1} 全文内容：局事多暇。动履禔福。去远海诲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处穷徼。日迷汨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去受代之期。难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宜。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

{2} 鉴藏印：项元汴（1525-1590）：项元汴印、墨林山人、项子京家珍藏、得密、项墨林鉴赏章、檇李项氏家宝玩；安歧（1683-1742）：仪周鉴赏、翰墨林鉴定章；张珩（1915-1963）：张珩私印；曾燠（1759-1830）：盱江曾氏珍藏书画印；张文魁：涵卢鉴藏、张氏涵卢珍藏、张文魁；费念慈：（1855-1905）：西蠡蕃定；王芑孙：（1755-1817）：芑孙；何良俊（1506-1573）：清森阁书画印；其它：源来、闻岳心赏、天泉阁、宫保、无恙。

{3} 参阅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二书》、《上杜相公书》、《与抚州知州书》、《再与欧阳舍人书》等，此帖行文、措辞均符合曾巩及北宋书写风格。考宋人信札，此种格式已较为常见。如，欧阳修《致端明侍读留台执事尺牍》在落款处，钤“六如居士”印。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录 卷三》著录数件宋人尺牍皆以此种格式出现。

{4} 龙舒即今安徽潜山、舒城一代，宋时书淮南西路庐州。宋皇佑四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在此读书创作。后为纪念王安石，龙舒人刊印了《王文公文集》。

{5}《图书与情报》1991年第3期。

{6} 张萱《疑耀》卷三《宋纸背面皆可书》。明代后期人，万历年间曾任殿阁中书、户部郎中、平越知府等。

{7} 宋《庆元条法事类》卷十七《文书门二 架格》文书令规定。

{8} 瞿冕良《中国版刻辞典》记载王宗是景佑年间刻工。

{9} 东阳徐生，少从予学，为文章，稍稍见称于人。既去，而与群士试于礼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

{10} 2002年8月康建强、余敏辉著

{11} 2007年陈斐《欧阳修与曾巩交游考述》

{12} 2003年雷家富《欧阳修与滁州》

{13}宋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路、州（府）、县三级制。县，分作赤、畿、次赤、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10等。首都、陪都城内及附近的县依次分为赤、畿、次赤、次畿一至四个等级，其他五至十等级的县以户口多少依次是四千户以上为望县，三千户以上为紧县，二千户以上为上县，一千户以上为中县，五百户以上为中下县，不足五百户为下县，并每3年升降一次。

{14}著录：1。（清）吴升撰《大观录》卷四。2。（清）佚名著《装饰偶记》卷六。3。（清）安岐撰《墨缘汇观 法书》卷上。4。（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九四。5。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191页。6。徐邦达《徐邦达集》（卷二）269页。7。朱家溍《历代著录法书目》266页。8。郑银淑《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

{15}见收藏印：何良俊（1506年-1573年）明代戏曲理论家、藏书家，项元汴（1525年-1590年）明代重要藏家、鉴赏家。

其他参考文献：《宋史 曾巩传》、《新五代史》、《曾巩年谱》、《宋朝政要策》、《墨缘汇观 法书》（安岐）、《古代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书法》（徐邦达）、《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海博物馆）